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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前沿名家讲座” 第一期第一讲成功举办
              发布日期:2019-07-25

              2019年07月22日14:30,“经济学前沿名家讲座”第一期第一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的主讲人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的约翰·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教授,本期讲座的主题是“权利开放与现代秩序——从身份规则(identity rules)到非人际规则(Impersonal Rules)”,第一讲的主题为“规则,组织和政府:长期和短期的经济绩效和制度”。

              约翰·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长期制度变迁,美国公共财政、宪法变迁以及政治和经济体制变迁等问题。代表作有《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和发展问题》等。出席此次讲座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多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等京内外科研院所的近百位研究者、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守英教授作为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了沃利斯教授。刘守英教授指出对许多国家来说,身份规则占优势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只有少数国家发展出了非人际规则。如何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中产生非人际规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谜题,沃利斯教授将带领我们了解社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沃利斯教授对大家的欢迎表达了感谢。沃利斯教授首先指出本周的讲座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等问题。随后,沃利斯教授按照如下三个部分展开演讲:

              第一部分是基本概念与逻辑框架。

              (1)基本概念。制度是“一致同意的规则”(agreed upon rules),所有的组织创造制度。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由在社会所有组织中一致同意的规则所组成的。各组织既有其内部商定的规则,也存在于一系列外部商定的规则中。组织不是制度,是一系列的个人关系。社会是一系列的组织关系。政府本质上是是协调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组织,本质上是协调者而非霍布斯和韦伯所认为的胁迫者。

              (2)逻辑框架。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各有不足,这里提出一种新的制度方法,思考社会中的团体和组织(含政府)如何就规则达成协议,思考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这种方法不是询问哪些规则会使经济更有效地使用资源,而是认识到任何组织(含政府)可以支持的唯一规则就是成员该组织愿意遵守的规则。

              第二部分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它与政治和经济体系不稳定的关系。

              (1)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均收入并不存在持续增长的情况。现代增长始于19世纪,1800年之前没有国家能够达到每年增长1.5%的水平,二战结束以后最发达的国家的人均收入的长期年增长率才大于2%。

              (2)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是增长率、衰退率以及其频率的函数,增长和衰退的频率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增长不是增长率较高的结果,而是萎缩率降低和频率萎缩的结果。1950年以后欧洲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是由于收缩速度减缓。最贫穷的国家都表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和萎缩率。

              (3)收入增加反映在政治事件频率的下降上。较贫穷的国家萎缩得更多,政治事件也要多得多。最富裕的国家中政治事件和经济萎缩的比率非常低。经济不稳定是全世界的问题,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在平均15%的年份内缩小。但随着收入的增长,政治变化的频率在不断下降。最富裕的国家收缩率下降一半以上,达到1.97%,收缩频率下降一半以上。

              第三部分是政府收入、支出与债务的结构。若要理解政府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是什么激励着政府、政府如何作出决策,沃利斯教授以美国财产税的发展史为例向大家解释了这一点。

              在19世纪初期,相较于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州政府的规模一直在增长。原因是州政府大量投资于交通设施项目和金融公司。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内,州和地方的政府收入都依赖于财产税,这一税种主要针对土地和建筑,在某些州会针对其他形式的财富。随着东部州开始发展商业,及随着内部贸易增长州政府开始投资交通和金融以赚取“资产收入”,东部州不再依赖于财产税。但是西部州缺少商业和银行,所以财产税在西部更高。

              19世纪30年代,西部州借债大量上涨,用于投资运河建设和银行。这是由于大量联邦所有的“公共土地”开始出售给私人,未来将成为课税对象,而建设项目附近的土地价值会上升,西部州便预期未来将得到大量税收收入。但在1837年恐慌和1839年?;敝?,西部州政府不得不中断建设项目,多达九个州政府债务违约。于是,他们又开始提高财产税以弥补政府收入,并要求之后不论何时,若州政府借债,都必须立即提高财产税。

              事实上,财产税具有“受益税”(benefit tax)的性质,它更容易在地方层级起作用,因为那些提高财产价值的政府服务具有较强的地方性。所以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州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财政规模缩小。在1902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是州政府收入的5倍。

              但是,19世纪90年代汽车的发明及普及使得情况又发生改变。州政府有着地方政府无法取代的功能——修建城际公路,于是州政府借此机会对车辆牌照、驾驶执照和汽油销售收税,这使得受益税对于州政府来说也变得可行。州政府的财政收入持续上升,到1940年已与地方政府相差无几。

              沃利斯教授认为,政府确实会对自己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作出反应,这体现在政府在面临税收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时,如何作出权衡与抉择。

              供稿:龙婷玉、颜嘉楠;编辑:杨菲;核稿:熊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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